作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李其记得，接到举报材料，学校就成立了专家小组，但研究侯怀霞博士论文的“工作量很大”。
从分析论文到写完报告，李其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加上一些学校规定的流程，前后差不多花了一个月。
他研究了所有国内、国外相关规范，但发现仍有很多条文覆盖不到的模糊地带。他甚至自创了一套评判标准，拿着论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但论文是否抄袭，仍旧“是个非常难界定的事情”。
“首先，国内外没有对抄袭的规范；其次，具体到每篇论文，硬性的标准也不管用，因情况而异。”他说，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讨论和商榷，没办法用查重系统来生搬硬套。
他表示，中国海洋大学校学术委员会是“独立存在的”，按要求走完了所有该走的程序，关于侯论文详细的分析报告，他本人没有留存。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了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对方称相关情况为研究生院学科建设与学位管理办公室负责，该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长期以来，高校教授被指存在“抄袭”行为交由校学术委员会评审后，得出的结论多是“过度引用”或不规范，这也曾被人质疑是“降级处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校学术委员会的独立与否对审查结果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不少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下设在校科研部门中，即使是独立机构，也有可能受行政因素干扰，对举报的审议难以保证足够地公平。
而且，鉴定抄袭不只是高校面临的难题。姚洪军举报侯怀霞涉嫌抄袭的期刊文章不少刊发于知网查重系统问世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联系到侯怀霞曾发表论文的《苏州大学学报》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为核心期刊，《苏州大学学报》曾负责侯怀霞文章的编辑康敬奎说，按照现在的处理方式，投递来的文章首先用知网进行筛查，复制比低于20%才能进入编辑流程。而在当时，刊文的筛查流程为初步查重、外审专家提供意见，都通过，再由编辑部根据情况排版。
如今，康敬奎已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查重操作，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看以前有没有其他人发过类似文章，是不是一稿多投，也会看看作者的学术背景。”
同样是核心期刊，《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经济学版块的负责人苏伟也给出了类似的回应。
“那会儿查重系统还没出现，就干脆没有系统式的查重。”他解释，一般来说，编辑部会把投稿的文章全文在百度上搜索；之后是专家复审，依赖专家对作者和该领域的熟悉程度，有时候也看直觉，看看文章跟作者本人职称、学历和研究方向等相不相符。
“我们也很困难。作者如果抄一整本书，我们很难知道。”他反复强调，“当时真的挺辛苦的。”
“我国学术评估领域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不规范，首先是作者不规范，其次是学术期刊在刊发稿件时不规范。”储朝晖说。
对此，储朝晖的建议是，加强校外的第三方评审机构建设，让第三方机构来评判事实，之后，再由学校行政部门作出处罚。
这些机制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作为举报人，姚洪军说，在这场举报中，自己多数的时间都在等待。
从2015年5月起，他就手中的材料开始举报。一年多过去了，姚洪军等来了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作出的《调查结论的告知函》。
同年12月，姚洪军开始向侯怀霞任职的上海政法学院举报侯怀霞的学术不端问题。没想到，事情一拖又是一年多。
“即使按照规定，处理期限也最多是90个工作日。”姚洪军说，实际上，《上海政法学院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第八条也阐明：接到举报后，学校要在30个工作日内正式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调查组应于60个工作日内完成事实认定的规定。
2017年6月9日，上海政法学院才给出认定结论，这份认定结论表示：“侯怀霞以上海政法学院名义发表的《我国信用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论个人独资企业的商事主体性质》两篇论文，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
2017年7月5日，姚洪军再次对上海政法学院提出申请，要求其公开认定标准并重新作出认定。
这一次，学校很快给出答复。两个星期后，姚洪军收到了结果，“再次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提起复核，重新鉴定等于重复程序和鉴定，浪费资源，校学术委员会对本次复核申请不予受理”，但并未对公开认定标准的要求作出回应。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中国在已发表的论文数量上首次超过美国，但美国论文的引用率更高。据AEIC学术交流中心统计，去年一年，我国高校发生15起被公开讨论的论文抄袭事件，其中不乏国内一流的名校。
这也是他执着举报的原因之一。在姚洪军看来，弄清楚侯怀霞论文的模糊地带，不仅关乎个人，也关系到我国学术评价的整体标准。
“在政法学院，特别是法学博士之间，所有的标准和规则，即使是潜规则，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他说。
